血色黄昏：偶然背后的必然
68年前，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枪炮声震惊了卢沟桥。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炮相加，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觊觎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
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满清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抛出了对华侵略总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趾高气扬的日本，已掩饰不住要彻底奴役中国的野心。
上世纪3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挑起侵华序幕，随后将枪口瞄向内蒙古、华北，步步进逼；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
回顾近代中日关系史，国防大学徐焰教授认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具体战斗在某一地点发生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同日本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大战却是必然的！
中日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开战？这背后的根源在哪里？一个岛国为什么能一步步地侵吞国土面积数十倍于它的大国？历史学家的评论一针见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军国主义扩张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
战争是两国实力的对抗
战争是精神的较量，更是物质的对抗。“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然而，虚弱的国力，有国无防的现实，没有做好开战准备的民心士气，让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
让我们来看一看开战之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对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中国为1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580万吨，年产弹药可达50万吨，旧中国没有重工业基础，年产钢不过4万吨，年产弹药几千吨，武器主要靠进口。
就军队装备而言，日本海军吨位为190万吨，是中国0倍～30倍。日本作战飞机有2700架，而中国仅有305架。拥有近百万之众的中国陆军只是数量上的优势。日本1个师的武力装备，在战争之初相当于中国1个师武力装备的3倍；而在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8倍～9倍。
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让欧美列强也不敢轻视，而中国只有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和数十个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经济结构、组织形态和技术水平都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谁都知道，一个软弱乏力的国度与一支如狼似虎的现代化军队开战意味着什么。
在淞沪战场长达3个月的鏖战中，中国方面共投入70多万兵力，伤亡20余万人。
史料记载，当时的正面战场整营整连阵亡不是罕见之事，每日经由兵站送往后方的伤员常在万人以上。从西部内地行军赶到东南、华北前线的川军官兵们没有见过坦克车，一些战士所拥有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他们上战场就像是羊入虎口，甚至还没见到敌人就战死疆场。据统计，仅仅是中央军校1929年至1933年毕业的25000名年轻军官中，就有10000名牺牲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4个月，阵亡的比例高达40％。
回顾这段以人力和火力相拼的历史，我们除了对血肉拼搏的感动，更有对实力不济的无奈。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精神力量固然可贵，但总呈现出一种苍白无力的悲壮。周总理曾对那场战争感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对付帝国主义却不能不讲实力。只有在国家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方面能追赶上世界水平，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日本的侵略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可谓创巨痛深。侵略战争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延误了50年时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积累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财富丧失殆尽。
一项不完全统计表明，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钢铁3350万吨，煤5。
86亿吨，粮食5。4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要知道，1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26年的工业总产值，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索要赔款总数额的数十倍。
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发展需要安定。这，就是那段屈辱与悲壮同行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示。
启示之二：凝聚民族精神
民族存亡关头，我们万众一心
抗日战争，被我们记住的不仅仅是伤痛、悲惨、哀怨，更有抗争、胜利、尊严。我们经历了落后挨打的耻辱，我们更证明了众志成城的民族力量。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中国为何饱受列强欺凌，丧权辱国，除了政治腐败、经济和军事落后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阀割据、内部分裂，中国一盘散沙。正如毛泽东在抗战之初所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到了极点，中华民族的浴血反抗也沸腾到了顶点。然而，蒋介石却在东北奉行不抵抗主义，在全国继续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西安事变”张学良兵谏蒋介石。民族大义面前，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翌日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抗战。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最终发表讲话，认可团结救国的必要。国共再次携手合作，誓与日寇抗争到底。
的2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军队总动员。
到1945年夏，正面战场共进行24次大的会战和数以万计的较小规模的战役、战斗。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一场场会战，一次次粉碎了侵略者“速亡中国”的迷梦。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在漫长的战线和持久的作战中，顽强抵抗，他们以血肉之躯和敌人作拼死搏斗，伤亡320万人，表现出中华儿女为抗击外敌侵略而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精神。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迅速挺进敌后，构成对侵华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布局。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黄土岭一战,让日军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雁翎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如同一把把钢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日本侵略者的面前，中华民族凝结成了一股绳，海内外华人一条心，在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爆发出了民族的最强音。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懂得“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变成钢”的道理。
一旦中华民族攥紧拳头，就无坚而不摧，无往而不胜。
自我牺牲精神浩然长存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抗战时期后方人民的一个响亮口号。各地民众自发组织义勇军等武装队伍，投入对敌斗争；青年学生们请愿示威，投笔从戎；社会上层人士呼吁团结对敌；新闻和文化界人士为抗日奔走呼号；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与祖国大陆息息相通，患难与共。
抗日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抗战中访问过重庆的尼赫鲁对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自传里写道：“我想不出有任何不幸的命运能够摧毁这个有古老历史而现在又很年轻的民族的精神。”
伟大的抗战，中华民族作出了空前的民族牺牲。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共牺牲3500余万军民，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8%。
面对装备处于优势的敌人的进攻，中国军队不断出现整师整团殉城的情况。在湖南常德保卫战中，一支8000人的中国军队，只有83人生还。而闻名中外的台儿庄战役，中国军民牺牲近10万人。多少热血青年，多少中华才俊，多少优秀儿女，都倒在了日本军队的枪炮之下。
他们有父母，有妻儿，有理想，也有追求，但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们挺身而出，义无反顾。
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二小放牛郎，是千百万抗日军民不畏牺牲、血战到底的缩影。除了这些为后人传诵的英雄，更多为国捐躯的是普通士兵。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留下遗骸，甚至没有留下名字。
在华夏大地上，他们已化作青山，化作河流，化作风雨过后的每一道彩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经历了百年屈辱后，中华民族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站了起来，终于赢得了她的地位、自信和尊严。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民族精神浴火重生
有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战争是一个民族自我淘汰的过程。没有一个民族喜欢战争，但每个民族遭遇战争的时候，都会把它作为对自我的考验和挑战。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有的民族无法应对残酷的战争，在异族入侵的压力下灭亡了；有的民族则在战争的血与火中洗掉自身的污垢，像凤凰涅盘一样获得了重生。
抗日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 ，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历史雄辩地证明：民族精神的觉醒和凝聚，不仅是抗战的胜利之源，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这种荣誉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才得到的，这种荣誉是数以百万计的抗日将士用生命换来的。
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中华民族洗去了一百年的屈辱，挣脱了一百年的锁链，赢得了抗日战争辉煌的胜利，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由衷的尊敬。
启示之三：和平发展是必由之路
战争是人类共同的灾难
反思战争，是为了避免战争。当我们回顾过去，不能不深刻思考和平的重大意义。只有和平才有发展，只有和平才有进步。中国人民遭受侵略、战祸之苦，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不得不接受可耻的失败。历史再次证明，将国内矛盾转嫁给他国的侵略战争注定要失败。任何民族企图把自己的繁荣长久地建立在对其他民族的侵略扩张之上，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国际关系上，日本只有告别过去，才能拥有未来。
然而，战后60年来，日本政府，特别是右翼势力反省意识太弱、反思成果太小。当周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努力以最大的善意来对待日本的时候，日本右翼势力却不断制造事端伤害那些被侵略国人民的感情。在日本，极右翼分子一直在为军国主义者招魂，在教科书中篡改侵略历史，日本的一些领导人不断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天，我们必须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复活的危险保持足够的警惕。”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指出，军国主义是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由于战后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试图为军国主义翻案，近年来军国主义在日本死灰复燃的迹象更加明显。
一个不对罪恶忏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难以获得世界的信任和亲近的。日本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就应当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尊严感的国家。只有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才能取得邻国的信任。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爱好和平。
中国对战败的日本更多地给予了同情、理解和宽容。作为战胜国，中国并没有羞辱、伤害日本，而是把日本人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与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区别对待，认为他们也是受害者。
中国国民政府在遣返日本战俘、移民的问题上，都给予了极大的方便。对于被关押的战俘，中国政府也给予了宽大处理。
新中国成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羁押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到1964年4月9日全部获得提前释放回国。为了中日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中国放弃了战争赔款。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每当有机会都会表达下面这段话：假使中国要日本拿出500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日本的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50年才能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
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惨痛的民族历史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战后，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强国之路，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牢牢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放松，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仅增强我国的实力、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对维护地区和平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有能力把侵略者赶出自己的国土，有能力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奴役，也一定有能力通过努力实现和平与发展。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必由之路
在和平的形势下一个大国的发展是可能的，并且这也是最为健康的发展。
战后德国的重新崛起就是有力的证据。
二战的胜利向世人昭示：世界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通过对话消除误解，通过合作谋求共赢，通过和平推动发展。只有那些仍牢牢抓住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放的国家才是制造世界冲突和动荡的根源。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遭受国内经济衰退困扰的日本开始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越来越心存戒备。
加上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日本与某些西方国家一起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居于日本政坛主导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在对中国的问题上，一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诸如侵占中国钓鱼岛、政府官员坚持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对中国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妄加评论等等。
与此同时，日本却在不断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从战后作为美军后勤基地发展为前方支援，从专守防御变为向海外派兵，从国土自卫变为干预周边事态，甚至提出实行先发制人战略。这不能不引起亚洲邻国的警觉。
其实，“中国威胁论”根本站不住脚。
作为深受帝国主义和霸权政治危害的国家，中国一贯反对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而主张在相互尊重对方的前提下，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分歧、化解矛盾。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各国之间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竞争将难以避免。但是，这种竞争应当是和平、友好、互相促进的竞争。
6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潮头回顾抗战，就是要更好地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就是要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汲取伟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实际行动，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强国富民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毫无疑问，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源头，它总会引起中国人的痛楚：屈辱的时代由此开始。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
鸦片，是罂粟的初级产品。而罂粟确实上帝赐予人类的一个大家族：它有28属，250多种；主要生长在北半球几乎整个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而这个地方几乎是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
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屋村遗址中，考古学家便发现了“鸦片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如今伊拉克地盘的两河流域，人们已经大面积地种植这种作物了，而且给它以“快乐植物（joyplant）”的美名。
至少在公元前 2160年，鸦片已经成为兽医和妇科药品。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延续到公元前300年，古希腊已经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赛》里，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上帝也使用它。
至少在公元前两世纪的古希腊名医加仑（Galen），就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黄疸、脾硬化、肾结石、泌尿疾病、发烧、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抗毒以及毒虫叮咬等等疾病。
繁亢的列举我们不再继续，总之一句话：鸦片几乎伴随着人类的全部历史。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Sydenham）歌颂道：“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
”“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
我们的祖宗也早就熟悉鸦片。文字的记录是贫乏的，但至少在公元前139年张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
当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欧亚大陆以后，鸦片也成为社会商品的一个重要种类，但那都只是入药佳品。大约1600年代，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吸烟者。其广泛程度令中国的统治者恐慌，崇帧皇帝下令禁烟。因为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始料不及的是，烟草被禁却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
直至18世纪中叶的清朝官员黄喻普才首次记录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他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2。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兴起
17世纪末，康熙皇帝恩准外国人在广州经商，附加了八项严苛的限制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经户部批准的“公行”方得以从事对外贸易，它成为官方特许的商行，于是就有了腐败的门户。
广东的地方官员和具有官家背景的人通过贿赂获得特许，户部官员则获得贿赂。整个18世纪中外贸易在发展之中，英国人逐渐取代了葡萄牙人、荷兰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角，贸易的范围十分广泛：茶叶、糖、蚕丝、瓷器、纸张、珍珠母、樟脑、肉桂、铜、明矾、金银、丝制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黄等商品换回欧洲人带来的棉花、羊毛及制品、铁、铅锌、钻石、辣椒、钟表、珊瑚、琥珀、鱼翅、鱼、米等商品，鸦片也跻身其中。
贸易的发展导致西方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也渗入中国，朝廷担心这会严重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动摇朝廷的统治；民间也对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与文化产生抵触，于是必须加以限制。迂腐的皇室认定西方货物包含着诱惑，限制的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外国商人仅限边远的广东；另一方面禁止以货易货的实施。
于是官员们随心所欲地认可允许进口的货物，且规定出口必须换回金银。由于中方市场有限，严重的出超使英国为主的商人难乎为继，此外，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外商，更垂涎三尺于中国内地广阔的市场。
由于中国的茶叶同样使英国人上瘾，商人们必须用现银购买茶叶导致巨额逆差，而内地市场严禁外商涉足，有限的贸易额不足以弥补这个逆差。
为了弥补这种逆差的商人们很快发现，只有两种商品官员们从不禁止进口：棉花和鸦片。棉花主要产出于埃及和印度，埃及的运输成本导致无利可图；即使印度的棉花也获利菲薄；而产于印度的鸦片却有暴利可图，官员们特别需要它来发财。中国虽然已经盛产罂粟，但鸦片质量却不是印度鸦片可以比拟的，何况国产鸦片远不能满足需求。
鸦片导致不良后果的证明在于：雍正皇帝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贸易。处罚包括 100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但对于吸食鸦片者免罚，也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对种植和生产鸦片的严处，无异于鼓励鸦片进口贸易，仅禁令颁布当年，就合法进口鸦片200余箱。
到1767年增加到1000箱，到1790年便达4000箱。不可思议的措施只能以朝廷的昏庸来解释。而且另一个原因显然是，进口鸦片要支付给朝廷执照税，朝廷珍惜这笔收入。这个税一直到1796年还在征收。
一个苦涩的故事是，1793 年英国首任外交公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七百余人的庞大使团携各种礼品抵达北京。
使团的规模与礼品之丰厚表明了英王的重视程度。在英皇乔治三世给他的授权书里，不仅有自主做出让步决定的权力，而且还有必要时同意禁止东印度公司把鸦片输往中国的英王允诺，以符合中国的鸦片禁令。英国特使谋求中国开放内地市场。但马戛尔尼拒绝了必须对乾隆皇帝行跪拜礼的要求，于是被视一切外国均为夷、礼品必是贡品的清朝认定为大逆不道，清廷遂限期逐其出国门。
而他所赠送的大批先进的科学仪器和机器都被安装于皇宫当做玩物，所提议的建立中英两国外交与商业联系，亦未讨论即被拒绝。英王促进英中正常贸易全面开展的企图寿终正寝。非但如此，马戛尔尼却通过与满清官员的接触得出结论：“清王朝已经腐败衰弱，不堪一击。
”称之为“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他提议英王注意清王朝的垮台，以便得到“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1816年，英王又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以继续马戛尔尼未完成的使命。结果在跪拜礼问题上又僵持住了，这回清廷干脆连对话也不考虑，直接把他们遣送出境。
进口鸦片导致国库银两剧减，1799年嘉庆皇帝颁布了禁鸦片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使原来就依靠种植和加工本国发财的清国皇室及官僚很伤脑筋。他们阳奉阴违，一方面隐秘地继续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另一方面借着禁止进口而加入走私，因为走私连税也不必交。
1800年，至少西南各省自产鸦片就超过进口。到1830年代，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官僚与皇室都掩护罂粟种植与加工，产量大大增加。而进口鸦片被禁又使鸦片价格剧增，走私则使皇帝的禁烟令成为一张废纸，朝廷原来收取的税银全部落入官员和买办的腰包。他们与外国 ――主要是英国――鸦片商互相勾结，走私鸦片如入无人之境。
魏源追述：广东水师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门护送走私，走私鸦片干脆由水师包办运输，每万箱抽数百箱报功，韩竟因此“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水师居然全靠协办走私鸦片为业，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附近”。
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英国政府蓝皮书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地默许，前任和现任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暗中允许。”“他们纵容烟贩从外国船上取走鸦片，有时甚至将官船借以转运。”马克思也在美国报纸上发表评论：“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都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精神联系。
”
鸦片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热，原因在于市场有巨大需求。当时人士蒋湘南调查：京官中吸食鸦片者达十之一、二；幕僚吸食者达十之五、六；长随、吏胥不可胜数。林则徐报告：“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1831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
”皇室内部也是鸦片鬼成群。神机营管理大臣桂祥便是著名的大烟鬼；甚至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是鸦片吸食者。乃至清廷禁烟措施中，不得不把一品以上官员、六十岁以上人士列入禁烟行列之外。就在道光皇帝的心腹大臣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重臣琦善、耆英、伊里布等，都是鸦片走私的受益者。
由于清国官府与军官的参与，走私鸦片的数量甚至比禁烟前的进口更甚。英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他们运至珠江口的伶仃岛批发给中国有官府背景的走私商，1790年代每年进口约4000箱鸦片，禁烟令以后1810年代达4494箱；1821- 1828年扩展到9708箱；1828-1835年增加到18835箱；1835-1839年竟高达30000箱以上。
又例如英资怡和洋行的郭士立医生（Dr。KarlGutzlaff）每年贿赂钦州官员2万美金，鸦片就得以长年累月平安登陆钦州港。走私导致鸦片输入大增，乃至东印度公司急忙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增加鸦片产量，否则就供不应求。据统计，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里，中国输入鸦片达三亿元以上。
3。英国对鸦片的争论
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针对中国，在当时的世界，鸦片贸易是合法而且正常的，但因中国市场需求导致贸易额巨大，1830年代，鸦片占英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唯利是图的英国政府可以获得大额收入。鸦片贸易在英国本土也属于正常贸易，只是没有吸食鸦片的市场。
直至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这个法案只不过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而已，真正的禁止鸦片一直到1914年。英国甚至制造相当多鸦片产品，例如一种常见的儿童鸦片糖“巴拉高利”（Balagoli），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是使婴儿安静的家常药物。
而1885年美国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著名的可口可乐饮料直至1903年尚含有微量可卡因。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异议。英国许多有识之士早在1780年代就十分强烈地谴责并呼吁政府取缔鸦片贸易，而且这个呼声一直不断。
如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宣布：“我充分相信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托。阿诺德（T。Arnold）博士称英国允许鸦片贸易“如此邪恶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格拉德斯通（Gladstone）说：“就我所知和我所读过的，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一场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
”处理中英关系的官员乔治。斯当东勋爵（GeorgeStaunton）也在国会声明：“我们不否认这个事实，要不是鸦片走私的话，就不会有战争。”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Sam）也写道：“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哪里种植鸦片，那里的人就吸鸦片，种得越多，吸得越多。
”但多数人不赞成禁止鸦片贸易，一些人属于对鸦片没有正确的认识；另一些人则完全因为鸦片带来的巨大利益。那时英国报纸对反对和拥护鸦片贸易的意见统计大约在1:5，于是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烟法案。
4。林则徐、义律其人其事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指挥打响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政府全权代表查尔斯。
义律（CharlesElliont）本人就是一个坚决的鸦片贸易反对者。他原任英属圭亚那医疗舰《奴隶护神》号舰长，前任英中联络官罗宾逊爵士也是鸦片贸易的反对者，他报告英国政府：“无论什么时候，英国政府要我们制止英国船只参与鸦片非法贸易，我们都能够完成。
但更确实的办法是禁止英属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这个建议导致印度当局的强烈反对，他终于被免职，临时委任义律担当此职。义律一上任就要求英国政府改变在中国的历史航向，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鸦片走私。他个人认为这种贸易是一种罪行，是大英帝国的耻辱。
在给伦敦的报告中，义律写道：鸦片贸易“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林则徐则是中国方面严禁鸦片的代表人物。当道光皇帝发现库银已从7000万两下降到不足1000万两时，启用了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林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20283箱鸦片，并代表英皇承诺赔偿英商的损失。
此举令林则徐都感觉惊讶和满意，却令英国朝野愤怒。只是中国历来的宣传都不提义律个人在收缴鸦片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英国则忽略了他在割让香港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至今连《英国名人大词典》仍未提及正是义律首先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并且实施占领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后，义律在提交《穿鼻条约》时，又未经伦敦批准。
这个条约的主要要求是：a,将香港让与英国；b,赔款六百万元（这是琦善主张的数目）；c,英中官员平等相待；d,限于（1841年）春节后十日内恢复广州贸易。该条约琦善仅以割让香港须皇帝批准，其他照准。而英国政府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打开中国的贸易封锁，获得在中国全境自由贸易的权利。
1841年8月，义律被免职，璞鼎查（HenryPottinger）接任。维多利亚女王称义律为：“一位完全不遵守指令而努力争取最短任期的人”。义律被调往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就算是与林则徐被充军新疆扯平吧。
说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鸦片，这原本不错。
但这次战争的本质却并非鸦片。鸦片是显示剂，它把中国专制统治的腐败暴露无遗；鸦片又是腐蚀剂，使这个本来就已经腐败不堪的体制更加腐败。恰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忠勇之士忧患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尽管范文澜尊林则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以他们的能量而言，无力回天。
林则徐于1839年5月18日收缴鸦片完毕；6月3日开始销毁。此时英国只有二十余艘商船由唯一一艘小型护卫舰《英王拉尼》（HMSLarne）号保护。
林则徐没有坚持让这些鸦片商人签署契约保证停止鸦片贸易；当义律命令商人按照中国官方要求缴出全部鸦片时便满足了。而英商马地臣、查顿则向英国政府状告义律，因为中国官员有人偷偷告诉他们：只需缴“六七千箱足矣。”
销毁鸦片时，林则徐邀请一位美国商人金（C。
W。King）、一位美国传教士埃利加。布里奇曼（ElijahBridgman）到场观看。金告诉林则徐，英国正应那些商人请求，派出的蒸汽炮舰已在途中。林则徐对这个情报显然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意识到他销毁的只是鸦片，并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
他也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使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直到 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划船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捣毁了村民一座神龛，引发斗殴。结果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林则徐要求按大清律将水手中一人偿命；义律则同意赔偿死者家属，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但拒绝只以其中一人被判极刑顶罪。
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在此冲突，它也是后来治外法权的由来。
双方僵持不下，林则徐向所有“海外夷人”发布通告，命令他们顺从天朝。8月15日，林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封锁外国在广州的全部企业，并派兵开进澳门。义律则命令香港、澳门的英国商人及其家属登船，驶离海岸；林进一步命令严禁村民供应英船任何日用品，并且派战船封锁英船，一旦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
9月5日，义律派英商郭士立作为特使，交给林的信件之一，要求解除对英国船只的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之二则要求制止村民在英船取得淡水处投放污垢物甚至毒物。林拒绝了。下午两点，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得到的是置之不理。3点，英国军舰向封锁的中国战船开火，以图突破封锁。
《时代周刊》称之为鸦片战争第一枪。其实这顶多只是一场局部的武装冲突，称不上任何战争。
5。鸦片战争始末
冲突结束之后，无论正常贸易仰或鸦片走私，在整个过程中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区别仅在规模缩小了许多。销毁鸦片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鸦片价格飚升，铤而走险的大有人在。
双方僵持数月却没有积极的解决不能不是林则徐的一个失误，这种僵持除了导致英国军舰陆续到达以增强实力之外，还被英国那些反对禁止鸦片贸易的势力利用，致使武力解决问题的主张逐渐占上风。11月4日，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官涌海面开始武装冲突，至13日，此类冲突共发生六次，双方各有损失。
连同9月5日那一次冲突在内，林则徐报告朝廷称之为“七战七捷”。道光皇帝大喜，在朝廷昏官的一片赞扬声中，道光皇帝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林则徐于1840年初奉命正式封港，断绝中外之间全部贸易往来。
这种全面的禁止一切贸易一直持续了四个多月，矛盾的焦点已经不再是鸦片的问题，而是闭关锁国与自由贸易的冲突。
腐败僵化的清政府与实行炮舰政策的英国政府已经到了非战争不能解决分歧的地步。
但林则徐与义律之间的函件往来并没有中断，义律提出了运输、贸易以及限制鸦片的各种方案。不过林则徐坚持除林维喜案的要求外，其他一概不予理会。僵持至 1840年5月，抵达珠江口的英国军舰已达48艘，大炮540门，军队25000人。
英军反向封锁珠江口。5月9日夜，林则徐派火舟10艘主动出击，焚毁英国办艇11只；义律并不在防备森严的广州还击，率舰40艘北上，攻厦门、陷定海，于7月12日抵大沽口讹诈清廷。道光皇帝眼瞧英舰威胁京畿，连忙派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赴天津大沽议和，皇帝诏曰：“禁烟措置失当，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
现已派钦差大臣，定能代伸冤抑。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
琦善明确对义律表示只要英舰返还广州，朝廷一定查办林则徐、邓艇桢等。英国军舰于是南下。8月道光委任琦善为钦差，9 月28日免林则徐、邓廷桢职，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义律提出赔偿战费及没收商品包括鸦片损失费；重开商埠；给予英商专用码头；规定税则；改革行商制度以及治外法权的14点要求。
琦善答复赔偿六百万元；除广州外另开一处商埠。英方坚持在福建、浙江、江苏另选两处商埠。琦善报告道光皇帝后，道光皇帝大怒，他原本以为革林则徐职、重开贸易即可解决问题，如今英国人决心打开中国自由贸易的大门，这是绝无可能的。于是，1841年1月20日，皇帝以最紧急件命令琦善，立即停止谈判，调湘、川、黔诸省兵援广州，准备一战；同时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见英船即开炮，痛加剿洗。
1月6日，义律获知中国将拒绝英方要求，马上照会琦善，一切待战后再商。并命令英国军舰挂红旗。琦善复照义律，警告英国勿轻举妄动，否则一切已答应之要求将化为乌有。7日英舰20只、兵员1500余人，进攻沙角、大角两处炮台。清军二千人不敌，两处炮台均陷落。
20日，义律停止作战并通过澳门当局致琦善《穿鼻条约》草案，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于正月初三签订该条约，但保留待上奏批准后方有效的尾巴，道光皇帝得奏后嗤之以鼻，谓为“一片呓语”。26日，英军不等皇帝批复，即遣《硫磺号》军舰登陆香港，并发文告称香港居民为英国子民。
广东巡抚怡良2月10日报告朝廷，其实道光皇帝已经于1月27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了。此时再闻报，即授喻内阁：“琦善擅与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
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军事冲突升级为战争。义律立即于2月26日进攻虎门；27日进攻乌涌。
至3月3日，英军已经兵临广州城下。腐败的清朝政府，公开宣战之后一个多月，非但没有战争准备，就连委派接任的官员亦未到任。3月5日，接替琦善的大臣之一杨芳始抵广州；18日，义律委托美国领事提议调停，杨芳同意，双方于20日结束战事恢复贸易。杨芳与广东巡抚怡良奏报：“虎门既已失守，近省猎德、大黄?虻却σ啾淮橙耄〕潜鹞奁琳峡梢钥赜Ｂ叫鞯街俦溆邪饲В圆幌八健Ｑ乱岳矗⒕悦挥泄ゴ蚬阒荩盗低ㄉ獭Ｓ⒒醮芯胖宦匮竺拙磐虻＃炼孜薅啵杉⑷瞬⒎前鼗鲂模缛ㄗ鞅渫ǎ市碛⑸痰焦阒菝骋住！钡拦饣实鄞鸶矗骸叭裘骋琢耸拢趾伪亟П淙绱苏鞯鳎坑趾伪卮淑疲俊?月18日将杨芳、怡良革职交部严处。
没几天，23日，又谕革职留任。
4月14日，接任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抵广州，经过一番谋划，从5月10日起开始进攻英军，至21日夜，烧毁英船两只，英军退守南岸。杨芳与义律经营的停战、恢复贸易局面亦不复存在。已经停下来的战争进一步升级。
22日英军开始反攻，清军伤亡惨重，至24日上午，广州城郊各据点系数被英军占领，广州完全暴露于英军火力之下。尽管三元里等地百姓自发参战，并杀伤英军若干，终究难挽颓势。27日签署《广州和约》，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赔偿英商损失三十万元，清军撤离广州六十里，英军亦退返海上。
但英国政府对于其全权代表义律的举动并不满意，5月3日林则徐离开广东流放新疆，随后，义律也被免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下指挥英国军舰北上，要一鼓作气彻底打开中国大门，在厦门、宁波、定海、镇海、吴淞、上海、宝山、镇江等地连续打败清军，1842年8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开篇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这个条约规定：一，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二，割让香港；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四，协定关税，即英国进出中国海关货物之税率，要由两国共同议定；五，中、英两国商人可以自由贸易。无可否认，这个条约远比《穿鼻条约》、《广州条约》苛刻得多。
《南京条约》尚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又增加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6。鸦片后话
我们纵观整个鸦片战争的前因、过程及后果，不难看出，鸦片并非战争的全部。
鸦片并不是英国人带来中国的，它早就在中国存在巨大市场。不是鸦片导致腐败，而是腐败已经造就了鸦片市场；反过来，鸦片又进一步促进腐败。如果寻找一点安慰，那么清朝政府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鸦片的危害，并且最早颁布禁止鸦片令的政府。
在那个年代，人类对鸦片的认识远不同于今日。
世界各国，包括英国本土在内，都没有对鸦片设立限制。问题在于，只有中国社会吸食鸦片泛滥成灾，乃至于形成巨大的暴利市场。英国商人如同猎狗，逐利而来。如果没有中国官员的配合，英国鸦片商跟本无法从事走私鸦片的任何活动。西方从那时起将近百余年的“黄祸”说，也根本不是我们现在某些人所想象的、如同成吉思汗那样的野蛮入侵，而是“鸦片鬼”之祸害。
大致在1820年代，广东、福建沿海华工（苦力）便以一定规模开始输往海外，俗称“卖。仔”。他们中约95%属于契约劳工，待遇是非人的，在遭受层层盘剥之余，他们还必须偿还国内“蛇头”的欠款。于是为了解除烦恼，带去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在东南亚一带吸食鸦片不是华人首创，却因大批华人抵达而扩大了这种嗜好。
华人占95% 以上的新加坡，三分之一男人鸦片上瘾；菲律宾有190余家鸦片馆，只为华人服务；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内，鸦片成了广泛的消遣方式，乃至于白人排斥华人甚至包括那些亲近华人的白人妇女。1888年一艘叫“阿富汗”的船只抵达墨尔本，当地居民自发组织纠察队不许船上250名华人下船，理由仅为抵制鸦片侵入墨尔本；在美国因为南北战争大量使用鸦片作为医治伤员的药物，鸦片已经被广泛使用。
华工到来使之更趋严重。凡中国社区必有中国人开的鸦片烟馆，它使华工收入的几乎一半消费在鸦片烟里。1885年一项调查显示，仅旧金山唐人街便有26家鸦片烟馆，每馆可以同时容纳24人吸食。不止吸食鸦片，赌博、卖淫、高利贷都在这些烟馆里蔓延开来；在秘鲁，鸦片与华工同时输入，那些发现暴利唾手可得的中国商人很快就构筑了一条把中国鸦片经美国运到秘鲁的黄金途径。
鸦片战争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从单纯的鸦片输入国变成输出国，与中国苦力同时输出。随后便发展到这些国家。例如1888年澳洲的鸦片输入便达17684磅，到1890年4月，仅维多利亚一个州，欧洲裔鸦片吸食者便达700余名；1875年《旧金山晚邮报》统计，全美共计有12万鸦片的“瘾君子”。
该报特别声明：此数据尚不包括华裔在内。1885年输入美国的鸦片达208152磅。美国的排华法案，鸦。
你的问题如此之大，没有百万言的论文难以阐述。既然你渴求答案，也不好唐突对答。
中国的国防史？你要从什么时候说起？如果只从嘉庆年间起，还是要从秦始皇年间？中国有万里长城，但那是干什么用的？因何而修的？中国还有鸦片战争，有甲午战争，二战，朝鲜战争，中印边界之战，中越边界之战，中苏边界之战，。。。结果怎样，你应该不难看出，如果你对此有所研究。
中国自古没有对外扩张的经历，中国的版图也随历史的变迁而变迁，如此再联想长城的出现，中日的渊源以及诸多边界之争，你应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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